本集節目由羽超心理師主持，延續《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系列，從視障經驗出發，不只談看不見的困難，也試著從對話中看見視障者如何在不同條件下生活、學習與選擇。此次特別邀請來賓——東霖同學，目前就讀於慈濟大學，雙主修傳播學系與社會工作學系。
東霖是一位先天視障者，從出生開始便處在視力受限的狀態。他也坦言，進入大學後，隨著大量閱讀與用眼需求增加，視力確實出現退化的情形。這樣的變化，並非單一原因造成，而是與單眼視力、原本視覺功能有限，以及疾病等多重因素交織而成。談起雙主修的生活，東霖笑說是「想不開」，但這句玩笑話背後，其實藏著一段持續努力、也不斷與自身障礙狀態對話的成長歷程。
障礙不是靜止的狀態，而是一個會變動的歷程
東霖分享特別指出，一般人常不自覺地把「障礙」想成一種固定不變的狀態，彷彿一旦被貼上標籤，能力與限制就此定型。但實際上，無論是哪一種障別，都可能隨著使用情境、身體狀況或時間推移而產生變化。「障礙者並不是永遠處在同一個狀態裡。」東霖說。這樣的觀點，讓我們重新看見障礙的本質——它不只是個人的身體條件，更深深牽動著環境是否友善、制度是否彈性，以及社會是否願意為多元狀態留下空間。
從求學霸凌到社會刻板印象
談及成長經驗，東霖並不諱言，自己在求學過程中也曾遭遇排擠與霸凌。但他也觀察到，這樣的經驗並不只發生在障礙者身上，而是多數人在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面對的生命課題。差別在於，當「障礙」成為一個顯而易見的標籤時，外界更容易因為不理解，而將既定印象套用在個人身上。這樣的眼光，並不只存在於校園，也延伸到整個社會之中。
隨著時間累積與經驗增加，東霖也逐漸體會到，這個世界從來就不是一個「公平起跑」的環境。每個人站在不同的位置，被社會以不同標準看待。而我們能做的，往往是在現實條件之下，努力回應社會、家庭與自我的期待。
為什麼想站出來？從被觀看到主動發聲
當被問起如何面對一路走來的那些經驗時，東霖坦言，正是因為看見太多社會對障礙者既定的想像與無形的限制，他開始思考：自己是否能「做點什麼」。
社會常認為障礙者「不能做」、「能力一定比較弱」，對此東霖並不急著反駁，而是選擇用行動回應。他透過實際參與、學習與嘗試，讓更多人看見：障礙者不是做不到，而是往往缺乏被給予機會、時間與空間的可能。這份主動發聲的選擇，不只是為了證明自己能夠做到什麼，更像是一種溫柔且堅定的倡議。邀請社會重新回頭思考：真正限制一個人的，究竟是身體條件本身，還是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想像與制度？
連障礙者之間，也存在彼此不理解的距離
對談進一步延伸到一個常被忽略的層面：刻板印象並不只存在於「一般人」對障礙者之間，障礙者彼此之間，也可能因不理解而產生誤解。例如，視障者可能對肢體障礙者抱持想像，肢體障礙者也可能對視障者的生活方式感到難以理解；即便在同一障別中，低視能者與全盲者之間，也可能無法真正想像彼此的生活狀態。
東霖認為這樣的差異，與其說是群體之間的落差，不如說更接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每個人的需求與適應方式都不同，而身為障礙者的一個優勢，或許正是更容易意識到這種差異，並嘗試用不同角度去理解他人。
「被當成一般人，還是被當成障礙者？」一個不必二選一的提問
在節目的最後，羽超心理師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就東霖自身的感受而言，會希望被當成「一般人」對待，還是被當成「障礙者」來服務與照顧？而東霖的回應也相當誠實，且極具層次。他指出，障礙這件事情本身並不是可以被抹去的事實，它確實存在於生活之中，因此也不可能完全不談、不看見。但同時，如果過度放大障礙的存在，反而會為彼此帶來另一種壓力。
對他而言，更自在的方式，是在關係一開始時，清楚表明自己的障礙狀態，並說明實際的需求；而當彼此逐漸熟悉後，障礙就不再需要被反覆強調，而是回到日常互動之中——有需要時再提，沒有需要時，大家就是單純地相處。
當障礙被自己接住，就不再那麼沉重
東霖也分享了一個很生活化的觀察：在熟悉的關係裡，他有時甚至會用玩笑、自嘲，或所謂的「地獄梗」來談自己的障礙。這樣的方式，反而能讓身邊的人感受到，他並不排斥談論障礙，也沒有那麼抗拒這個身分。「當障礙被障礙者自己接受之後，它其實是可以被很輕鬆看待的。」那不再是一個充滿壓力、必須小心翼翼避開的話題，而是一個可以被理解、被放在生活裡的位置。這樣的狀態，並不是否認障礙的存在，而是讓障礙回到它原本的樣子，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定義一個人的全部。
一段對話的結束，也是理解的起點
回顧整場對談，羽超心理師如此形容東霖——是一位很有想法，也願意付諸行動的人。無論是在校園、節目製作，或日常互動中，他都持續嘗試用自己的方式，打破社會對視障者的刻板印象，也讓更多人有機會重新認識這個群體。
這場對談，從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談到社會結構、環境設計、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落差，最後又回到一個很日常、卻很深刻的提問——我們是否願意放下先入為主的視角，真正去看見「人」，而不只是「標籤」？或許，對障礙最友善的開始，不是多做什麼，而是多問一句、多聽一點、多留一個空間，讓需求能被說出來，讓理解有機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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