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成為自己變成一種負擔：社會退縮作為時代之鏡
作者/ 抽絲剝繭研究計畫研究助理 唐秋濛、曾昭鈺
在今天的臺灣與日本社會，「社會退縮（hikikomori）」這個現象已不再陌生。它不僅描述那些長期封閉於家中、避開社交與工作的人，也成為許多家庭與照顧者長年面對的焦慮來源。這場講座將嘗試把「退縮」放回一個更大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之中，去理解：為什麼在當代看似自由、開放、機會多元的社會裡，反而有越來越多人無法或不願「參與社會」？
從「工作」到「自我」的歷史轉變
在人類歷史的多數時期，「工作」並不是一種個人選擇，而是給定的生活條件。前工業社會中的人，身份與角色被家族、村落或宗教共同體所界定；「我是誰」往往由「我屬於哪裡」來回答。
然而工業革命以後，當人們從土地與共同體中被抽離出來進入工廠，「工作」開始變成個體定義自己的方式。十九、二十世紀的社會逐漸出現「職業＝身份＝價值」的觀念：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與尊嚴，仰賴他是否有穩定的職業、是否能以勞動換取自立。這是一種新的倫理，也是一種新的社會秩序。
進入二十世紀末，隨著產業轉向服務業與資訊化，穩定的終身雇用制度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彈性化、短期化的工作關係。這讓「工作」失去了長期穩定的保障，但社會並沒有因此鬆動「以工作定義自我價值」的觀念。相反地，人們被鼓勵要更「自主」──不只是要工作，更要「熱愛工作」、要「成為理想的自己」。
後工業社會的新規則：自由與壓力的兩面
當代社會看似自由，實則有一種更隱密的壓力。
工業時代的人被外在紀律管理：打卡、規章、命令。後工業社會的人則被「自我實現」的理念驅動：你得主動、有熱情、願意學習、善於溝通。原本來自於企業對職員的工作要求漸漸轉移成「人格倫理」──不再只是把事情做好，而是要「成為一個積極正向的人」。我們不再只是被要求服從，而是被要求「喜歡」自己的勞動。
因此，當有人失去了動力、無法持續自我更新或表現「積極」時，他不只是失業者，更被視為「失能者」。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工作早已不再能提供穩定與保障，「沒有工作」仍會被社會視為一種個人的失敗。
這並非誰的錯，而是整個社會價值系統的轉變──它讓人們把「能工作」視為「能生活」的唯一方式。
社會退縮作為時代的症狀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退縮」並非單純的心理疾病，也不只是家庭關係失衡的結果。它更像是一種對這種「自我動員」社會的極端反應。
在這個社會裡，每個人都被逼迫着像一家公司那樣不斷經營自己——更新技能、維持人際關係、展示熱情。當一個人長期處於這種內在壓力之下，無論是失業、學業中斷、或人際挫折，都可能成為讓他「抽離」的契機。
退縮者有時不是拒絕世界，而是無法再承受和回應「全情投入世界」的要求。
治療與照顧：介於關懷與規訓之間
近年來，心理健康服務、社會工作與家人照護網絡投入大量心力協助退縮者重新回到生活之中。這些努力非常重要，也確實減輕了許多人的痛苦。然而，我們也需要反思：當「治療」被理解為「幫助他重新回到社會、恢復生產力」時，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強化了原本讓他受苦的價值邏輯？
講座並不否定治療與心理支持的必要，而是希望開啟另一種理解——讓我們思考如何陪伴退縮者「回到生活」，而不是急著讓他「回到生產」。在照顧關係中，能否有一個空間，讓他暫時不必證明自己的效率與熱情，只是作為一個人被理解、被看見？
回到「存在」的倫理
本場講座最終想要提出的問題是：
當社會已經把「工作」與「人格」緊密綁在一起，我們是否還能想像一種不以生產為前提的生活方式？
或許，社會退縮並不是對世界的拒絕，而是一種對現行秩序的無聲抗議——一種用靜止對抗過度動員的姿態。
理解這一點，不是要浪漫化退縮，而是邀請照顧者與專業工作者在陪伴的過程中，看到退縮背後的社會語境：那是一種共同的疲憊。
當我們承認這份疲憊的普遍性，也許就能在照顧與被照顧之間，找到一種新的連結方式——不是要對方「成為更好的人」，而是一起學習「如何存在」。
允許每個人活在自己的節奏
本次講座將以社會退縮的歷史脈絡導入，說明工作與自我價值綁定的歷史起源，並透過具體案例分析，展示一位退縮青年在「重新建立日常生活」的過程中，如何逐步從「被期待回歸社會」轉向「被允許活在自己的節奏裡」的體驗中生命慢慢發生轉化。
我們希望，這不僅是一場關於社會退縮的討論，更是一場關於「如何面對現代生活的不可承受之重」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