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化之外不同的思辨
作者/ 雁行共好計畫研究助理 林鴻恩
拒學不僅對於 20 世紀的西方國家來說是個全新的問題，對於東亞國家更是如此。它同樣作為一種精神醫學和心理衛生的術語而進入東亞人民的視野，但卻在日本和台灣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發展。
希望以譜系學方法來探索被遮蔽在病理化中間的社會現實，以便搞清楚拒學對於我們今天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越過了病理化空間，我們才能開始面對生命的複雜性，人的處境也由此獲得轉化的可能。
台灣的「拒學」
作為精神醫學的對象
直至今天，拒學在台灣都還不是那麼為眾人所熟知的詞語。因為拒／懼學在台灣是個連精神科醫生都很少談論的話題，從 1963~2000 這段拒學的主要論述還掌握在精神科醫生或門診醫生那裡時，拒學就不是一個熱門話題、也沒有什麼共同的處理準則，更多的只是不同門診醫生們的經驗談罷了。除了徐澄清在 1963 以小學生為主要對象寫成的一篇較為清楚的拒／懼學研究報告之外，拒學就只是披著精神醫學的外皮，但實際的內容卻早已完全轉變了。
作為輔導專業的對象
1990 開始，隨著輔導專業的發展，拒學開始成為了輔導理論的其中一個對象，需要針對拒學的個案提供相應的專業處遇。在精神醫學那裡沒能描述出的拒學的實質內容，在輔導專業的介入下，拒學的樣貌更是千千萬萬而難以捉摸。拒學成為了一個似乎能包容一切，但又好像什麼都沒說的詞語。只成為了一個要轉介到輔導、心理治療或者精神醫學的一個行政術語。
作為社會問題的拒學
80 年代，徐澄清的弟子宋維村繼續著拒學的研究。那時，還有過這樣一種聲音，可以把拒學問題與聯考和升學主義的壓力連繫在一起，而不只是把拒學全部當作個人的心理問題。雖然這種聲音沒有在台灣得到延續，但在日本，這種聲音卻始終保存著，甚至一度成為主要論述。
日本的「拒學」
登校拒否·不登校成為廣泛談論話題的原因
戰後，日本關於長期缺席的統計數字中，其中一個理由別是「厭惡學校」（另外兩個是經濟理由、病氣），這個理由別在 60 年代被理解成登校拒否，更在 1998 正式改為不登校，也就是日本的拒學。
儘管日本和台灣一樣都有一段戰後英美精神醫學的發展史，但因為這個統計數字的存在、也因為日本學校的特殊性，使得拒學在日本獲得了不同的發展。
被譴責的對象與家長會的誕生
隨著 70 年代後半校園風氣的改變，登校拒否開始成為一個社會問題，並且成為了公眾一致的譴責對象，認為不去學校是學生個人或者家長教育的問題。甚至誕生了許多強制治療的機構與措施。這導致了家長們無處可去的困境，只能彼此抱團聚集在一起。
不把拒學（不登校）視為個人問題的傳統
正是在這裡，拒學不能再繼續只被視為一個個人問題，而是成為一個重新思考的契機，思考我們今天的學校、社會，自己作為家長、作為這一代孩子們的父母究竟意味著什麼，重新思考一切的契機。
也許這種思考無法直接的解決當前的問題，但至少，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免於自責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