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是個體成長與社會化最重要的階段。他們的身心經歷著巨大的變化，他們必須透過不斷地與外在環境互動，調整、修正自我的價值信念；他們要持續地自我覺察、理解他人，並透過思辨、對話與行動，建立身份認同。
這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成人歷程，我卻在與青少年同行的歲月中看到一種瀰漫開來的現象：青少年憂鬰狀態。
憂鬰，充斥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也間歇性地作用於我們的日常，其中更以影響青少年身心為劇。
Ernest Becker認為「在憂鬰中，人所喪失的是意義感，是將人類生活中的迥異經驗連繫起來的社會心理的黏合劑……當我們進入了憂鬰的狀態，我們在內在或者人際間所失去的，是各種生活活動之間的連結感。」Becker進一步說：「此連結感並不是客體對象，而是遊戲規則。」
根據研究報導，經常感到嚴重絶望與疏離的青少年，七成以上被診斷為有憂鬰傾向。衛福部2017的資料顯示，自殺是12-17歲青少年的第三大死因。青少年憂鬰現象是刻不容緩、必須正視與積極面對的議題。我在教育工作上遇到的青少年確實有極多的孩子呈現出對生活的無感、對學業的無力、對未來的焦慮、對人際的恐慌。青少年顯於外的樣態或者是網路成癮，或者是拒學／懼學，或者是困於身心疾病，又或者是對一切外在事物都不感興趣的退縮狀態。
他們不是不想前進，不是自發性的退縮；他們是被家庭、學校、社會的種種期待壓得喘不過氣，無法再往前，只好縮回安全的殼裡。
於是，針對青少年的退縮現象，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恢復」。真正的恢復，是一個自我復原的歷程，是讓青少年開始練就心理韌性，願意找回「連結的動機與能夠連結的能力」。真正的恢復，要從覺察開始，覺察自我的主體性，以及形塑這個主體的社會規訓，然後試著鬆綁這個規訓帶來的桎梏。
我讀何春蕤的＜情感嬌貴化＞，爬梳了台灣經濟成長與解嚴後伴隨「尊貴的世界公民」身份而浮現的新規訓，新規訓的內涵有兩個與前期生活極為不同的結構性發展，使得華人社會本來傳統人際關係序階鬆動了。
這樣的鬆動讓所有主體可以近用現代的情感特質，新規訓不再只是外在的要求，而是融入主體的生活活動與內在自我情感。
新規訓的第一個結構性發展是服務業的人際互動模式，以及在日常中不斷重複的互動消費實踐。1980年代開始，台灣經濟轉型，開創青少年打工接受服務業規訓，間接形成新的人際以禮相待的互動模式。
服務業的產值持續成長，人們不斷經驗服務業帶動的細緻互動，養成了自信、自持，卻也不斷自我檢視、自我克制。資本主義消費實踐中，青少年反覆認定自我擁有獨立自主的選擇能力；服務和消費的雙重踐行中，自持與獨立的人格特質益加強化，更奠定尊貴自我的基石。
第二個創造尊貴公民身份的結構性因素是台灣本土發展與全球化過程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新階層政治。1979年台灣開放出國觀光，次年開放大陸探親；1989年大型賣場在台開業，旅遊業爆發式成長，全球商品湧入，台灣民眾感受到以全球為脈絡的日常消費與休閒活動。接下來有外國勞動力的引入、女性婚姻移民來台，這些印證台灣已經形成的經濟與文化優勢，再強化台灣特有的公民尊貴感，深信自身已躋身先進國家之列。
尊貴公民的想像在經濟和文化層面得到認可，在政治上持續受到高漲的本土認同鼓舞，人們更加維護自我邊界，對挫折與羞辱的容忍度亦大幅降低，對文明化行為的要求更高。
在青少年階段，處理欲望和情緒的能力需要更多練習。但當他們擁有更強大而固守的自我，就越來越不能接受挫折，更容易受傷，情緒就益發敏銳、緊繃，對人際互動的檢視就愈嚴格。
除此，當青少年有著尊貴公民的想像，他們也會形成對自我的嚴厲要求、對自己的強烈期許，甚至束縛了自己的行動與欲望。這種從「自我檢視、自許自律」走到「看守互動、禁制他人」的狀態，讓青少年產生極為不舒服的感受。在自我形象與對他人評價相互施加壓力的作用之下，青少年對人際互動的界限愈來愈警覺，主體性也更顯嬌貴化。嬌貴化的主體在新的社交媒體無孔不入的日日互動中，更易形成脆弱、敏感且極端化的情感特質。
何春蕤的論述主要是著眼在形成「尊貴的世界公民」身份的社會氛圍與主體情感的細緻變化。近年來，西方社會也有「雪花世代（Generation Snowflake）」的說法，主要是描述被當代家庭教養模式、新社交媒體互動形塑的脆弱、敏感且極端化情感的新世代。
不論是以青少年的個人生涯來看，或是從整體社會與歷史脈絡來看，協助青少年覺察自我的生成已然被形塑為一個「情感嬌貴化」的主體，是推進他展開自主行動、養出心理韌性的第一步。如同薩提爾所揭示的：「行為通常只是一個複雜的內在過程的外顯。只改變行為本身，其成功是有限的。行為的改變是其他層次改變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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